2021年8月24日，著名政治學家、復旦大學教授、上海師范大學原校長、上海市社科聯原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王邦佐在上海逝世，享年87歲。以下內容為復旦大學教授孫關宏在王邦佐教授追思會上的發言。
我和王邦佐的關系是親密戰友的關系，他比我大一歲，所以我有時稱他邦佐兄。我和他的友誼很深厚，我們是君子之交，志同道合。
我和他有60年的友誼。1960年初，我和王老師作為預備教師（當時共25人）被派到社會主義教研室參加建系的籌備工作，到秋季開學時，馬列主義教育系正式成立。我們作為應屆畢業生正式被分配到系里當青年教師。他歷史系畢業，我中文系畢業。
我們第一次合作是1962年一起帶1961級學生，他主要關心思想工作，我主要關心他們的學習。第二次合作是一起帶1964級學生（即國際政治專業第一屆），他當輔導員，管思想工作，我當班主任管學習。第三次合作是“文革”期間，我們一起帶1973級學生，也是他當輔導員，我當班主任。我們還合作開設過不少課程。例如世界近代史、馬列經典著作選讀、科學社會主義原理、政治學原理、比較政治學等。當然，最主要的合作，是改革開放以后，在全國的影響下，我們一起創辦了科學社會主義專業并成立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一開始只有6個人，經過推選，他當教研室主任，我當副主任，我們招了兩屆科社專業研究生。大約過了兩年，到了1980年，風云突變，全國掀起了政治學熱。我們在王邦佐老師的帶領下，緊跟形勢，當機立斷，決定建立政治學專業，把科社教研室改為政治學教研室，并決定在1981年招收本科生，這在全國本科生招生中可能是最早的。1982年，王老師又承接了舉辦全國政治學講習班的任務，也是整個教研室甚至全系全力以赴的事情，最后也辦得很成功，擴大了復旦政治學乃至上海政治學在全國的影響。我們合作發表了許多文章，共同編寫了好幾本教材。王老師前幾年在回顧當年辦學干勁的時候說，“我們那時搞政治學是拼命的?！彼f得一點也不錯。那時創辦新學科，可以說是困難重重，主要是缺少專業教師，也沒有老教授牽頭（不像北大、吉大、蘇大、華中師大）。王老師和我畢業后，當了18年助教，78年剛剛提升為小講師，到1985年才提升為副教授。我們也是在王老師的帶領下，不怕困難，勇往直前，千方百計招兵買馬，特別是大力培養和提拔年輕人，使我們的學科建設一步步地順利推進。王老師雖然1986年調到上海師范大學當校長，后來又調到社聯當領導，但他的心始終沒有離開復旦政治學。關注和支持政治學的學科發展，一直是我們的兼職教授，和我們一起培養碩士生和博士生。他和我的深厚友誼，是和復旦政治學的恢復和發展分不開的。
王老師雖然已駕鶴西去，但是他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卻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我體會，王老師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有三個方面內容。
第一是大愛精神。王老師對同事、朋友都很關心。作為教師，他最關心學生，年輕時他把學生當朋友，年老時把學生當子女，真心實意地從思想上、學習上到生活上關愛他們。在那時糧食緊張時，他還留學生在家里吃飯。王老師不幸去世后，很多他的學生非常悲痛，紛紛在微信上發表回憶文章表示哀悼和懷念。這可見他對人的真情大愛。我四五十歲時，經常胃出血住院，每次住院，他工作再忙，也要來看我。
第二，事業精神。韋伯說過，不但要把政治作為職業，而且要作為事業。作為政治學者也是一樣，不但要把政治學作為一種職業，而且要把它作為一種事業。職業僅僅是謀生的手段，事業則有價值的追求，這在做人的層次上是有高低之分的。王老師在做校長和社聯黨組書記時，是做官，但不僅是職業，而是事業。這個事業就是黨的事業，包括黨在各個時期的奮斗目標和黨的最終奮斗目標。王老師在做教師時，從事政治學活動時，同樣不僅把政治學作為職業，而是把它看成事業，事業是有價值追求的，這個價值就是對文明的追求。這在根本上和黨的事業的價值追求是一致的。
第三，科學精神。大家在懷念王老師和回憶80年代政治學的時候，經常提到王老師認為中國的政治學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當然不錯，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需要說明的是，什么叫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是完全一樣的，或者說是有差別的。從80年代的社會背景看，從政治學學術上說，強調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方法論。80年代，我們是講科學社會主義。恩格斯晚年強調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不是教條。而政治學也是政治科學，所以我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有矛盾，認為兩者可以在科學的視角（野）下統一起來。這種科學精神是當時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大背景下的產物。他常說的“實事求是，留有余地”，其實說的就是科學精神。他在遺囑上寫的“離世后不開追悼會，遺體捐獻”等交待，那樣徹底的唯物主義人生觀，不也正是一種科學精神嘛！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繼承和發揚王邦佐老師這些豐富的精神遺產，這是對王老師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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